旺報【記者廖慧娟／整理】
《莆田市志》記載，收養童養媳是莆田地區由來以久的陋習，在山區、沿海尤為盛行。貧苦人家養不起女兒，多賣給人家當童養媳，甚至有些富裕人家也認為女兒是「賠錢貨」，從小送人當童養媳，以免出嫁時還得支付一大筆嫁妝。
的確，在農業社會與現今的大陸農村，女性一般不被認為是勞力，而且多數家庭重男輕女、想養兒防老，多數家庭最後就決定把過多的女兒送出去，全力培育男孩。
女兒被拐走 父母睹物思人
目前住在長樂市、1972年出生的鄭曉梅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。她與原生家庭相認後，才知道父母為了能多生養兒子，分別在1974年、1978年、1982年、1983年送出4個女兒，只留下3個女兒、2個兒子。
此外，莆田還有許多童養媳是從小就被人口販子從遙遠的外省拐賣至此，北高鎮後吳村的彭清蘭就是1988年由貴州被拐賣到這，當時她才9歲。
彭清蘭記得小二放暑假的第3天，她與大伯父的女兒一起到20公里外的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，去找在當地上班的父親。翌日，她們在街道閒逛時，遇到1名操當地口音、抱著2歲男孩的中年婦女，假稱要帶她們去找父親，連哄帶騙地把她們帶到莆田市轉賣給當地人家當童養媳。
由於彭清蘭哭鬧著要回家，原先的買家受不了，把她轉賣給現在的養父母，從此，她成了有3個姊姊、3個弟弟，和1個也是童養媳妹妹的「吳玉琴」。日前，她與7歲就從貴州被拐賣的另一名同村童養媳蕭光豔透過《回家網》志工的幫助，終於找到在貴州的家人。
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
莆田的童養媳長大後都要嫁給養家「哥哥」，郭源英也不例外，所以養母不覺得她有上學的必要。幸好鄰居有人勸她的養母：「你總得讓孩子分得清男廁所女廁所呀！」她才得以上小學，但念完2年級，養母就不再讓她去學校了。
原本養母打算讓郭源英與3子結婚，但2人關係很差，郭源英表示：「他經常不由分說地摑我耳光，把我的耳朵都摑青了。」
由於3哥另娶，郭源英不必嫁給從小暴力相向的丈夫，但養父母卻沒放鬆過對她的管控，先是打算讓她嫁個離過婚的老頭子，在她拒不從命後，又安排她在18歲時，嫁給大她10歲的男人。
養父母從男方處得了2.2萬元禮金，雖已高於當時8千元的「行情」，但養家沒給任何陪嫁品。婚後，郭源英生了2個兒子，與丈夫彼此像陌生人，於是在4年前離婚，帶著兒子過活。
兄妹亂倫壓力大
抱養童養媳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婚姻成本，但1982年之後，農民收入逐年提高，可承受正常的婚姻支出，加上嚴厲的計畫生育政策，養家的男孩大多不願與童養媳成婚，童養媳文化因而逐漸式微。
事實上，童養媳的婚姻多半不能有幸福的結局。進化心理學的韋斯特馬克效應（Westermarck effect，台灣譯為亂倫退避機制）認為，同一家族長大的兒童會發現彼此之間沒有性吸引力，即使有強烈的社會壓力強迫他們配對也一樣。
例如，2005年2月，莆田東海鎮坪洋村發生一起殺人案，男子朱世文用板凳打死妻子朱秀美。經過調查，殺人案肇因於朱秀美的童養媳身分，導致朱世文心理偏執而造成慘劇。
因這起事件，童養媳的命運受到關注，加上她們年紀漸長，積極尋找原生家庭的案例越來越多，感動一些熱心的民間團體，開始集結資源為她們尋親，「長樂熱線尋親專欄」就是其中之一。
專欄創辦人張善國表示，2006年在長樂電視台遇到想刊登尋親啟事的王海樂，被她的故事感動，才決定幫她在網站上免費發布尋親啟事；消息傳開後，找張善國的童養媳越來越多，他乾脆開闢專門的尋親網站，登記、公布、宣傳莆田市的童養媳和長樂市尋找女兒的父母的資訊，協助他們尋找親人。
拐賣違法 媒婆不敢老實說
童養媳要找原生家庭並不容易，張善國表示，媒婆即使記得什麼也不會透露，其一，他們大多不識字，抱送過的孩子多但沒有任何記錄；其次，近幾年大陸公安部門積極打擊人口販子，媒婆意識到當年買賣人口觸犯法律，追訴時效還沒過，不敢說真話。
志工姚誠對此有所質疑：「媒婆就是人口販子的一個組成部分，行為涉及犯罪，因此沒有哪個媒婆承認自己帶來的這個孩子是拐來的，都說成是抱養。」
據《莆田市志》記載，長樂歷來是人口拐賣的一個重要中轉站。1973年到1975年，從四川流入長樂的童養媳有1020人；四川有關地、縣更是多次派工作組來長樂市要求解救被拐賣的婦女。
雖然有《回家網》、尋親專欄等民間力量幫童養媳找回家的路，但志工們認為要原生家庭也有意願找送養或被拐賣的女兒，尋親任務才能成功。張善國表示，「如果只有女兒出來找父母，僅有50%的成功率；如果父母也能出來尋找的話，那尋親就有100%的成功率了。」
（取材自《南都周刊》）
《莆田市志》記載，收養童養媳是莆田地區由來以久的陋習，在山區、沿海尤為盛行。貧苦人家養不起女兒，多賣給人家當童養媳，甚至有些富裕人家也認為女兒是「賠錢貨」，從小送人當童養媳，以免出嫁時還得支付一大筆嫁妝。
的確，在農業社會與現今的大陸農村，女性一般不被認為是勞力，而且多數家庭重男輕女、想養兒防老，多數家庭最後就決定把過多的女兒送出去，全力培育男孩。
女兒被拐走 父母睹物思人
目前住在長樂市、1972年出生的鄭曉梅就是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。她與原生家庭相認後，才知道父母為了能多生養兒子，分別在1974年、1978年、1982年、1983年送出4個女兒，只留下3個女兒、2個兒子。
此外，莆田還有許多童養媳是從小就被人口販子從遙遠的外省拐賣至此，北高鎮後吳村的彭清蘭就是1988年由貴州被拐賣到這，當時她才9歲。
彭清蘭記得小二放暑假的第3天，她與大伯父的女兒一起到20公里外的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，去找在當地上班的父親。翌日，她們在街道閒逛時，遇到1名操當地口音、抱著2歲男孩的中年婦女，假稱要帶她們去找父親，連哄帶騙地把她們帶到莆田市轉賣給當地人家當童養媳。
由於彭清蘭哭鬧著要回家，原先的買家受不了，把她轉賣給現在的養父母，從此，她成了有3個姊姊、3個弟弟，和1個也是童養媳妹妹的「吳玉琴」。日前，她與7歲就從貴州被拐賣的另一名同村童養媳蕭光豔透過《回家網》志工的幫助，終於找到在貴州的家人。
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
莆田的童養媳長大後都要嫁給養家「哥哥」，郭源英也不例外，所以養母不覺得她有上學的必要。幸好鄰居有人勸她的養母：「你總得讓孩子分得清男廁所女廁所呀！」她才得以上小學，但念完2年級，養母就不再讓她去學校了。
原本養母打算讓郭源英與3子結婚，但2人關係很差，郭源英表示：「他經常不由分說地摑我耳光，把我的耳朵都摑青了。」
由於3哥另娶，郭源英不必嫁給從小暴力相向的丈夫，但養父母卻沒放鬆過對她的管控，先是打算讓她嫁個離過婚的老頭子，在她拒不從命後，又安排她在18歲時，嫁給大她10歲的男人。
養父母從男方處得了2.2萬元禮金，雖已高於當時8千元的「行情」，但養家沒給任何陪嫁品。婚後，郭源英生了2個兒子，與丈夫彼此像陌生人，於是在4年前離婚，帶著兒子過活。
兄妹亂倫壓力大
抱養童養媳的目的是為了降低婚姻成本，但1982年之後，農民收入逐年提高，可承受正常的婚姻支出，加上嚴厲的計畫生育政策，養家的男孩大多不願與童養媳成婚，童養媳文化因而逐漸式微。
事實上，童養媳的婚姻多半不能有幸福的結局。進化心理學的韋斯特馬克效應（Westermarck effect，台灣譯為亂倫退避機制）認為，同一家族長大的兒童會發現彼此之間沒有性吸引力，即使有強烈的社會壓力強迫他們配對也一樣。
例如，2005年2月，莆田東海鎮坪洋村發生一起殺人案，男子朱世文用板凳打死妻子朱秀美。經過調查，殺人案肇因於朱秀美的童養媳身分，導致朱世文心理偏執而造成慘劇。
因這起事件，童養媳的命運受到關注，加上她們年紀漸長，積極尋找原生家庭的案例越來越多，感動一些熱心的民間團體，開始集結資源為她們尋親，「長樂熱線尋親專欄」就是其中之一。
專欄創辦人張善國表示，2006年在長樂電視台遇到想刊登尋親啟事的王海樂，被她的故事感動，才決定幫她在網站上免費發布尋親啟事；消息傳開後，找張善國的童養媳越來越多，他乾脆開闢專門的尋親網站，登記、公布、宣傳莆田市的童養媳和長樂市尋找女兒的父母的資訊，協助他們尋找親人。
拐賣違法 媒婆不敢老實說
童養媳要找原生家庭並不容易，張善國表示，媒婆即使記得什麼也不會透露，其一，他們大多不識字，抱送過的孩子多但沒有任何記錄；其次，近幾年大陸公安部門積極打擊人口販子，媒婆意識到當年買賣人口觸犯法律，追訴時效還沒過，不敢說真話。
志工姚誠對此有所質疑：「媒婆就是人口販子的一個組成部分，行為涉及犯罪，因此沒有哪個媒婆承認自己帶來的這個孩子是拐來的，都說成是抱養。」
據《莆田市志》記載，長樂歷來是人口拐賣的一個重要中轉站。1973年到1975年，從四川流入長樂的童養媳有1020人；四川有關地、縣更是多次派工作組來長樂市要求解救被拐賣的婦女。
雖然有《回家網》、尋親專欄等民間力量幫童養媳找回家的路，但志工們認為要原生家庭也有意願找送養或被拐賣的女兒，尋親任務才能成功。張善國表示，「如果只有女兒出來找父母，僅有50%的成功率；如果父母也能出來尋找的話，那尋親就有100%的成功率了。」
（取材自《南都周刊》）